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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最近撰文指出：一個讓人不無尷尬的事實是，我們今天對企業家公共責任的認識，仍停留在美國上世紀20年代到70年代之間的水平上，在中國，即使是最好的經濟學家，仍然對企業家的職業使命抱有不實際的幻想。認為“我們”仍陶醉在“Th e G lo ry and Th e D ream”(光榮與夢想)的時代幻想中，讓公司去承擔過多的公共責任，是一種冒險行為。
吳曉波的論點與最近“沃爾瑪勞工事件”和“胡潤‘慈善企業家排行榜’的即將出臺”遙相呼應，想必是認為對這些事件的討論已經超出了企業所能承擔的社會責任的范圍。但有一點,有必要說明一下，在中國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這樣的基本條件下“奢談”“公司使命被夸大了”，恐怕站不住腳。
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處在“經濟人”的位置，追求利潤天經地義，這是一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然而，我們不能忽略，企業也是構成社會這個有機整體的基本單元，作為“社會人”，企業必須同時考慮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并自覺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企業和社會是對立統一的，割裂與社會的臍帶關系，企業將一事無成。
古典經濟學有一個基本的理論假定，即認為企業利益和社會利益并無矛盾。亞當·斯密認為，無數自私自利的“經濟人”在一只無形的手的指揮下，從事著對整個社會有益的經濟活動。他在確認人的利己主義本性和趨利避害的行為動機后，指出每個人越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就越會促進社會利益的實現。這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古典觀”。
除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古典觀外，學界還有一種企業社會責任的“社會經濟觀”。與“古典觀”相對立的是，社會經濟觀認為，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第二目標，企業的第一目標是保證自己的生存。“為了實現這一點，他們必須承擔社會義務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成本。他們必須以不污染、不歧視、不從事欺騙性的廣告宣傳等方式來保護社會福利，他們必須融入自己所在的社區及資助慈善組織，從而在改善社會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仔細分析二者的觀點，雖然存在表面上的對立，但從本質上來講，二者卻是一致的，只是二者選擇的解釋框架不同而已：他們都以福利為己任，并把社會福利當做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過程中實現的目標之一。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剛剛起步，發生許多不合理的現象情有可原。吳曉波在《被夸大的公司使命》中，動不動就以美國為例，卻又不無嘲諷地挖苦中國企業的“不可能”的“使命”。其實，恰恰是美國，在2002年簽署了《企業責任法案》，以制裁那些瀆職和做假賬的企業主管，提高民眾對美國金融市場的信心。
企業的社會責任固然需要付出成本，但這樣的成本是不是就不會帶來收益呢？答案是否定的。
正如英國學者約翰·凱教授所言：“一個成功公司的核心因素應超越以賺錢為經營目的。正是這個因素激發了員工的忠誠度，使企業有創造和革新的激情，最終使企業能夠獲得成功的商業運營。理解了生財有‘道’的涵義是使經濟成功保持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也許“公司使命感”確實會讓一些企業走上許多彎路，但當我們因為企業社會責任成本太高而去尋找另外的替代品時，我們會發現，企業的社會責任沒有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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